吕红兵在大检察官研讨班上发言提问。
吕红兵(右二)在河南省新乡市调研律师行业发展情况。
吕红兵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监事长
今年春夏之交的上海,正经历着一场疫情防控的大考。
4月5日,在沪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监事长吕红兵向上海市政协提交了一份社情民意报告,题为《结合上海疫情防控实践,强化居委会制度建设、优化社区治理体系》。“希望能为上海完成好基层治理的答卷出一份力。”这不是吕红兵第一次在疫情防控背景下为推进社会治理建言献策。2020年全国两会上,他结合武汉疫情防控实践,提交了关于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社区主体及相互关系法律制度的提案。而支撑这份1500字提案的,是上万字的调研报告和法律分析资料。
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这便是吕红兵的真实写照。
历时12年,持续推动我国金融审判制度建设
3月7日下午,2021年度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表彰仪式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作为20名获奖者之一,吕红兵登上主席台,从全国政协主席汪洋手中接过了获奖证书。
“让‘法治中国’浸润在百姓生活细微处。”这是表彰仪式上吕红兵的颁奖词中最打动人心的一句话。而在吕红兵看来,这份光荣要归功于大家的齐心协力、携手奋进,自己只是做了分内之事。
2018年,吕红兵当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从上海市政协委员到全国政协委员,他心里始终惦记着一件“分内之事”——推动设立上海金融法院。
早在2010年1月召开的上海市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时任上海证监局局长张宁联合吕红兵、时任国联安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谢荣兴等上海市政协委员,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提交了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提案。
当时,这一建言并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没关系,继续调研,继续提。5年后,在上海市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由吕红兵执笔、张宁等11位市政协委员联合署名,再次提交了关于在上海设立金融法院的提案。这一次,该提案被列为上海市政协当年专委会重点协商办理的提案。有进展,有希望,再努把力!2018年,已成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吕红兵又一次提交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提案。终于,2018年3月28日,《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方案》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那天,朋友们发来信息说‘历时8年,终于实现啦,真是太不容易了……’在这样的鼓励与感染下,我仔细回忆这几年的历程,真是有些感动和兴奋。上海金融法院设立了,但金融法院的建设任重道远,依然值得我们持续关注、不断建言。”吕红兵说。
于是,在2019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上,吕红兵联合几位在沪全国政协委员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法院建设、为科创板与注册制提供优质司法保障的提案,得到全国政协的认可,并获评2019年度全国政协“好提案”。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司法解释,采纳了他们的建议。2021年,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召开,吕红兵联合多名委员继续为加强金融法院建设、推进案件审判“三合一”鼓与唿……
身体力行,做宣传民法典的模范先锋
2022年5月28日,是民法典颁布两周年的日子。从民法典颁布之日起,吕红兵就努力争做宣传民法典的模范先锋。
在2021年全国政协的大会发言上,吕红兵做了题为《以推动民法典有效实施凝聚法治共识》的交流汇报,建议“政协委员应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而我们委员中的法律工作者更应同时当宣传法律的先进……开启‘民法典委员大合唱’”。
作为倡议人,吕红兵身体力行。一年来,他进机关、到企业、奔社团、赴海岛,围绕《民法典: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老百姓身边的民法典》《依法行政与民法典思维》《企业合规与民法典》等主题,以案说法,作了10余次民法典宣讲,线下线上受众达数万人,受到广泛好评。
2021年10月,吕红兵和同事们与某法律科技公司合作,推出30期“让民法典走到百姓身边、走进百姓心里”小视频。“面对性骚扰,只能沉默吗?”“父母出资买的房子,一定是自己的吗?”……这些接地气的内容实现了对民法典七大编的全覆盖,以生动活泼的形式让民法典走进寻常百姓家。与此同时,他们还从网民的海量法律咨询题目中,梳理出7000个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的法律问题并制作出“标准答案”,字数多达99万字。这些数据储存在法律科技公司“后台”,网友们只要输入关键词查询即可一目了然。
“在民法典宣传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群体需要加大宣传力度。一是领导干部,一是基层群众。领导干部是‘关键的少数’,基层群众则是‘重要的多数’。这方面的工作既涉及法治建设中全民守法的问题,也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作为法律工作者,宣传民法典义不容辞、责任重大。”吕红兵说。
关注检察,为深化检律良性互动建言
作为来自律师界的全国政协委员,吕红兵格外关注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有关律师工作的内容。
“今年张军检察长所作的最高检工作报告以专段强调‘深化检律良性互动’,特别指出:尊重、支持律师履职,连续两年会商司法部、全国律协,四级检察院同步落实,相关的做法和数据都令我印象深刻。”吕红兵说。
对于如何深化检律良性互动,吕红兵有着深刻的思考。他希望推动构建司法人员和律师,尤其是检察机关与律师队伍的“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相互支持、相互监督,正当交往、良性互动”的新型关系,唿吁两者在职业规范、规则制定、教育培训、提示警示、任职安排、评估评价、权利保障等方面形成良性互动,并且通过创新形式,加强协作,共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2019年7月至2020年1月,全国检察机关开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专项监督活动,将保障律师会见、通信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人身权利,以及其他妨碍律师依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的情形等作为监督重点,受到广大律师的衷心拥护,热烈响应。”吕红兵感受到,律师们对此寄予厚望,都特别期待最高检梳理典型案例,总结经验,提炼规律认识,从理论深度、从立法高度上,进一步推进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从而发挥律师在推进司法公正、法治中国建设中的更大作用。
吕红兵表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对律师会见权的保障出现了新的问题。他发现,虽然各地公安机关建立了视频会见系统,但以各种理由尤其以疫情防控为由为律师正常行使会见权设置障碍的情形依然存在,特别是对于一些采取了指定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的案件,在疫情防控条件欠缺、视频系统不完备的状态下,律师会见难成为一项顽疾。“希望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力度,进一步维护律师执业权利,特别是会见权。”
采访最后,吕红兵告诉记者,律师日常经办的是“个案”,其中不乏“大案”“要案”,从中容易发现法治建设中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可以形成“教案”,传道授业解惑;也可形成“文案”,着书立说宣传。作为政协委员,则应通过“提案”,参政议政、建言献策。这是法律工作者参与完善立法的有益路径,也是政协委员推进法治建设的应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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